136 摘录


摘自威廉巴雷特《非理性的人》:

“如我们已经见到的,到了19世纪中叶,人的问题已经开始在一些人心中以一种新的更加激进的形式出现:人,看起来,对他自己是个陌生人;因而必须来发现或重新发现他是谁,他的意义何在。基尔凯戈尔已经劝说大家重新发现自我之位宗教中心,这对欧洲人说来当意味着对基督教的回归,但是他心里想的是一种彻底的回归,超越有组织的基督教世界及其教会,一直回到与基督首批门徒同时代的状态。尼采的解决办法甚至回到更远更古的过去,即回到早期希腊人,回到基督教或科学都还不曾把它的病原菌加之于人的健康本能之前。”

其他摘录:

齊澤克對哈威爾這個故事的闡析很精到,他說:「對官方意識型態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正是政權真正希望的––––對於該政權來說,其滅頂之災是它的臣民把它的意識型態太當真了,並且將其付諸實施」。

「質疑法律規條不等於反法治,而要支持法治更應該解構那些[不道德]的法理原則和批判現存有問題的法律規條。」(《以法之名:後殖民香港法律文化研究》,頁五十六)

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中國就像以往的「東亞四小龍」,國家機器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形式保證的民眾授權之上(如選舉),而是在於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。至於大家認識到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意識形態,其實只是一道黏合劑,讓百姓感到自己生活的富足安定是國家的賜予,民族的自豪。假如民生凋敝,社會不安,再多的愛國宣傳也挽救不了統治的危機。
難怪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於經濟的高速增長,因為這正是官方共產主義破產之後仍然力保政權不墜的不二法門。其中的等式是這樣的:經濟發展等於百姓生活無憂,百姓生活無憂就等於政府長治久安。(奶粉和信任的泡沫( 四論 ) 梁文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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